【易學八論】4：卦辭爻辭誰作？

 

易學八論相關連結與文章：

• 孔穎達《周易正義》卷首「八論」
• 第一論易之三名
• 第二論重卦之人
• 第三論三代易名
• 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
• 第五論分上下二篇
• 第六論夫子十翼
• 第七論傳易之人
• 第八論誰加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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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易經》的卦爻辭作者問題，傳統上一般通論認為是周文王所作。

另有一說：卦辭是文王所作，而爻辭是周公。

《周易正義》八論的第四論就是討論這議題。

基本上孔穎達所持的是第二個看法，認為卦辭是文王所作，爻辭是周公。但他也認同第一說，因為他認為「父統子業」，周公只是子承父業，幫文王把還沒做完的事做完而已。因此說卦爻辭都是文王作的亦無不可。

以下就《正義》論證分段討論。

第一說：《周易》作者是文王，卦爻辭都是文王寫的

關於第一說，也就是以卦爻辭都是周文王所作，孔穎達引述了以下幾個資料：

《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乾鑿度》：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

《通卦驗》：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

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

以上證據中，一般易學家常用的就屬《繫辭傳》的那兩段記載，以及《史記》的《周本紀》。《史記》原文是這樣的：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嚴格來說，司馬遷只說文王將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並沒說文王寫周易。而且還用了「蓋」字，表示不確定。事實上，數字卦的研究可發現，六畫卦的出現在文王之前，因此也沒文王重卦這事。相關議題可再參考：第二論重卦之人。

所以可以這麼說，司馬遷這段文王演易的說法，早就徹底被當代數字卦研究的考古資料給推翻了。至於要以此證明文王寫了周易，當然是太遙遠了。

司馬遷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就其家學來看，說法理當是有其根據的。個人竊疑，是否文王時代創新占筮法，開始把六畫卦拆為重卦來看？可能先有六畫卦，再有用八卦來看六十四卦的方法學，而這個方法興起於文王？然後這故事流傳時代久了，講得越來越不精確，就變成文王把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了？

再觀《繫辭》的證據，《繫辭》句末用「邪」字，而且說的是「易之興」。更精確的來說，《繫辭》比較像是用擬測的語氣說：易道的興起，是否就在文王和商紂的那個時候？

這裡說的「易」並不見得就是一本書，也就是《周易》，而很可能指的是那個方法。類似於《周禮》說「大卜掌三易之法」的易，並非專指三本書，而是包含了三種占筮方法。「易」狹義的說，是專指《周易》或《周易》的占筮法，廣義的說，則是指占筮法及其相關的書，就包含了連山與歸藏。《繫辭》的「易」字應該是狹義的，但指的比較是《周易》所用的占筮法。這種方法，興起於文王時。那麼對應的書，也就是《周易》可以從文王時開始修編，經歷代周王而成，可能在成王時周公完成，也可能在更晚。

《繫辭》這段話講得雖然有點模糊，不是很明確，但是就目前我們能夠掌握的資料來說，這卻是對於《周易》發展講的最為貼切與接近研究現況的一段話。但若像孔穎達或傳統儒生一樣，一廂情願把這段話講死，並解讀為文王寫了周易的卦爻辭，那麼反而就過度讀解而不準確了。

《繫辭》這段在帛書《要》裡也有類似的文字。子貢問孔子為何習易，孔子回答的話裡有這麼一段：

夫易，剛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圖，愚人為而不忘，慚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无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

依這段話，倒是比較能夠用來支持文王寫《周易》的證據。因為孔子討論的易，比較是指《周易》這本書，而不是它的占筮法。

第二說：爻辭是周公寫的

接著來看孔穎達如何論證爻辭為周公所作。

驗證爻辭，孔穎達發現有很多是文王以後的事，所以由此可見爻辭應當是周公所作：

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

《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

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孔穎達所舉理由當中，「王用亨于岐山」這段爭議很大。

究竟文王生前有沒有稱王？自古以來就爭議不斷，但從各方證據來看，比較像是文王的確有稱王。如果文王在世時就已稱王，那麼孔穎達所舉這條證據就無效了。

古籍之中，文王稱王的證據其實頗多，最有名的例證如《史記‧周本紀》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雖然太史公用一「蓋」字，表示文王之「稱王」也不是很確定，但既然這麼寫了，就表示司馬遷也是偏向認為是有的。

清華簡《保訓》是一篇與《尚書》文體相似的文獻，內容為文王病死之前對武王交待的遺言，開頭就說「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多鬲」。李學勤據以論斷，文王生前即已稱王，並以此為定論。

總體來說，先儒因為倫理觀點而否認文王在世時稱王。因為在他們的觀點裡，在武王克商之前，紂是君，周是臣。文王乃有德之聖王，理應不會違反此君臣之大義，行此僭越之事。孔穎達後面「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的論證，也是依此理由，認為這是文王之後的事。

事實上，別說僭不僭越的，文王在世時甚至就一直有伐商的野心，也因如此才會被帝辛（商紂）囚於羑里。

根據《竹書紀年》（含古本和今本），在帝乙二年時（帝乙為商紂父親，在位九年）「周人伐商」（古本），當時周王是誰？就是西伯，也就是周文王。文王父親季歷在文丁十一年被商王所殺（文丁為帝乙父親，在位十三年） ，隔年岐山有鳳凰翔集的瑞兆，天命降周。在帝辛六年說「西伯初禴於畢」，這事說的應該就是既濟卦說的「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二十一年「諸侯朝周」，二十三年殷受囚西伯（周文王）於羑里。

關於世儒的這看法，王國維《觀堂別集‧古諸侯稱王說》所論甚精：

世疑文王受命稱王，不知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觀古彝器銘識，則諸侯稱王者頗不止一二覯…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楚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苟知此，則無怪乎文王受命稱王，而仍服事殷矣。

古代天子與諸侯之間的分別不是那麼嚴謹而二分，諸侯國在自己的國境裡自稱王並不少見，而這無關乎僭越。因此孔穎達引「王用亨于岐山」及「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的論證，都是後世俗儒自己的腦補，不但不能證明什麼，更無法證明爻辭是周公所作。但若就這兩個典故來說，其實更像是文王時候的事，拿來證明爻辭也是文王所作還更有道理。

「箕子之明夷」倒是一個較為可靠的證據，因為這故事是在武王觀兵之後，文王已經不在世，所以較有可能為周公時所作。

所引韓宣子事跡在《左傳》昭公二年，晉國韓宣子到魯國受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為何這可以證明周公是爻辭作者，實在相當奇怪。若依此邏輯，那麼春秋是否也是周公寫的？

至於「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這種理由就更瞎了。意思是說，周公也是受過流言之苦的，所以符合「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的條件，寫易經周公一定也有一份。

不過這邊講的「易象」倒是相當值得玩味。這究竟是只有卦爻辭的周易經文，還是類似大、小象的易傳？有些學者據以認為《象傳》是周公所寫，這和孔穎達由此認為周公作爻辭一樣，又是過度解讀了。

首先「易象」是什麼，沒有任何的佐證。其次，就算這是後來的象傳或爻辭的，也是孤證。最後，韓宣子只是透過易象和春秋看到了魯國傳承於周文化的深厚，由此而贊嘆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這兩樣都是魯國太史藏書中最為可觀者。太史藏書原本就不必然是周公著作。這道理極其簡單，一國圖書館裡的書，一定都是該國開國君主的著作嗎？

重看周易作者與成書時間問題

孔穎達的論述代表的是傳統世儒的通論見解，但這當中充滿了上古聖王信仰造成的偏見，因此與史實格格不入。

周易作者是誰，這是一個相當艱深難解的議題，這方面學述著作可說汗牛充棟。

這裡只簡單說一下個人的看法。

古代對於作者的概念是相當含糊的。說是文王所作，或是周公所作，並不盡然要解讀為是文王或周公親自動手去撰寫，如果只是把它當作是個「時代」而不是個人，基本上不中亦不遠矣。至於真正動手去寫這本書的人是誰？實際上可能是他們的官僚所作，只是以文王周公為代表。而這些官僚之中，最可能是筮史、太卜，或者是占人。

當中，筮史和太卜是專門占解的人，也就是《周易》的使用者。占人則是占筮卦例的檔案管理員。

依《左傳》和《國語》中的占筮故事可知，筮史和太卜是真正的占筮專家。占卦時，他們一方面會引用周易經文，另一方面更會運用卦象的變化來解釋吉凶。要特別注意的是他們如何自由運用八卦來占解的那一部份，那些隨興的創作很可能就是周易成書之前就已有的占解方法。周易的成書，可能就是收錄筮史與太卜的實際占筮記錄再整理而成，最後成為固定的占例而成書。而占人就是那整理古代占筮資料的人。

將這些占解實錄整理成周易一書的時代，大概落於周初，可能是文王開始，然後完成於周公或成王之時，甚至更晚。

周易有些確定的典故的確在周文王之後，例如晉卦康侯賜馬蕃庶的典故，這也是文王死後之事了。因此傳統認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也不是很正確。卦辭不盡然都是文王時代以前的事，寫作年代可能已到周成王的時候。

再從左傳與國語來比對，這些東周占例中引用的卦爻辭，有許多和今本易經不一樣的。為何會這樣？

一般學者都很輕易就把這些占解解讀為是用歸藏易，而不是周易。基本上這類看法都像是鬼畫符，反正鬼沒人看過，不知道、無解的東西都說是鬼就對了。歸藏易內容是什麼，其實沒有什麼確定的文獻可得而知，占筮問題解不開就說那是歸藏就對了。

這類與今本《周易》內容不一樣的繇辭，去分析其方法，都還是不離周易。繇辭的不一樣，除了很可能因為周易有不同的傳抄本所致之外，也可能是因為周易這本書會修訂。既然周易這本書與太卜、筮史的專業有關，而且很可能就是太卜這個官僚部門在使用的工具書，那麼因為實用的理由而偶有增刪修改應當是很合理的。

以上是就經文內容來看，《周易》大概是形成於周初，但內容會因為實用的理由而修訂。至於精確來說，究竟是那一個周王完成了《周易》，就不好斷定了。

再就《周易》的形式來說，《周易》的完成，或者說《周易》演變成今本的樣子，這個時間大概會在春秋末至戰國中期之間。

怎麼說？

今本《周易》是有「爻題」的，但《左傳》、《國語》（以下簡稱左國）中的卦例來看，當時顯然沒有爻題。

所謂爻題，就是每段爻辭之前都會有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或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爻題可以很精簡地指稱某卦的某爻。例如，得到乾卦的六個數字中（即六爻），第一個數字為九，其餘為七，九數落在初爻，就說乾初九。

左國卦例多數都是以「遇某卦之某卦」來表達有變爻的卦，有時候則會用「遇某卦之八」。

《國語》三個卦例都是多變爻，不用爻題來表達卦象是理所當然。但是《左傳》一個變爻的卦例相當多，共有十個，顯然都是以本卦變爻來占解，引用爻辭時卻不用爻題，而用「某卦之某卦」，如屯卦初九爻變說「遇屯之比」，坤卦六五爻變說是「遇坤之比」，觀六四爻變說是「遇觀之否」。

若說這些都是實際占筮，所以用本卦和之卦來表達卦象，不特別引述爻題，這還有些道理。但蔡墨談龍故事中，他逐一引用乾卦各爻爻辭的方式可證明，當時的周易一定是沒有爻題的：

《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可見在《左傳》的時代裡《周易》還沒有像今本一樣有爻題。

目前為止，最早的《周易》為上海博物館藏的戰國楚竹簡，可惜該簡殘缺不全。但可確認已有爻題，其年代約略在西元前三百年的戰國中期，因此《周易》何時定型為今本具有爻題的樣子，最晚為戰國中期，最早為春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