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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八論】4:卦辭爻辭誰作?

Jack 在 2018, 十一月 27 - 14:46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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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易經》的卦爻辭作者問題,傳統上一般通論認為是周文王所作。

另有一說:卦辭是文王所作,而爻辭是周公。

《周易正義》八論的第四論就是討論這議題。

基本上孔穎達所持的是第二個看法,認為卦辭是文王所作,爻辭是周公。但他也認同第一說,因為他認為「父統子業」,周公只是子承父業,幫文王把還沒做完的事做完而已。因此說卦爻辭都是文王作的亦無不可。

以下就《正義》論證分段討論。

第一說:《周易》作者是文王,卦爻辭都是文王寫的

關於第一說,也就是以卦爻辭都是周文王所作,孔穎達引述了以下幾個資料:

《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乾鑿度》: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

《通卦驗》: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

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

以上證據中,一般易學家常用的就屬《繫辭傳》的那兩段記載,以及《史記》的《周本紀》。《史記》原文是這樣的: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嚴格來說,司馬遷只說文王將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並沒說文王寫周易。而且還用了「蓋」字,表示不確定。事實上,數字卦的研究可發現,六畫卦的出現在文王之前,因此也沒文王重卦這事。相關議題可再參考:第二論重卦之人

所以可以這麼說,司馬遷這段文王演易的說法,早就徹底被當代數字卦研究的考古資料給推翻了。至於要以此證明文王寫了周易,當然是太遙遠了。

司馬遷父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就其家學來看,說法理當是有其根據的。個人竊疑,是否文王時代創新占筮法,開始把六畫卦拆為重卦來看?可能先有六畫卦,再有用八卦來看六十四卦的方法學,而這個方法興起於文王?然後這故事流傳時代久了,講得越來越不精確,就變成文王把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了?

再觀《繫辭》的證據,《繫辭》句末用「邪」字,而且說的是「易之興」。更精確的來說,《繫辭》比較像是用擬測的語氣說:易道的興起,是否就在文王和商紂的那個時候?

這裡說的「易」並不見得就是一本書,也就是《周易》,而很可能指的是那個方法。類似於《周禮》說「大卜掌三易之法」的易,並非專指三本書,而是包含了三種占筮方法。「易」狹義的說,是專指《周易》或《周易》的占筮法,廣義的說,則是指占筮法及其相關的書,就包含了連山與歸藏。《繫辭》的「易」字應該是狹義的,但指的比較是《周易》所用的占筮法。這種方法,興起於文王時。那麼對應的書,也就是《周易》可以從文王時開始修編,經歷代周王而成,可能在成王時周公完成,也可能在更晚。

《繫辭》這段話講得雖然有點模糊,不是很明確,但是就目前我們能夠掌握的資料來說,這卻是對於《周易》發展講的最為貼切與接近研究現況的一段話。但若像孔穎達或傳統儒生一樣,一廂情願把這段話講死,並解讀為文王寫了周易的卦爻辭,那麼反而就過度讀解而不準確了。

《繫辭》這段在帛書《要》裡也有類似的文字。子貢問孔子為何習易,孔子回答的話裡有這麼一段:

夫易,剛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圖,愚人為而不忘,慚人為而去詐。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无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

依這段話,倒是比較能夠用來支持文王寫《周易》的證據。因為孔子討論的易,比較是指《周易》這本書,而不是它的占筮法。

第二說:爻辭是周公寫的

接著來看孔穎達如何論證爻辭為周公所作。

驗證爻辭,孔穎達發現有很多是文王以後的事,所以由此可見爻辭應當是周公所作:

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

《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

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孔穎達所舉理由當中,「王用亨于岐山」這段爭議很大。

究竟文王生前有沒有稱王?自古以來就爭議不斷,但從各方證據來看,比較像是文王的確有稱王。如果文王在世時就已稱王,那麼孔穎達所舉這條證據就無效了。

古籍之中,文王稱王的證據其實頗多,最有名的例證如《史記‧周本紀》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雖然太史公用一「蓋」字,表示文王之「稱王」也不是很確定,但既然這麼寫了,就表示司馬遷也是偏向認為是有的。

清華簡《保訓》是一篇與《尚書》文體相似的文獻,內容為文王病死之前對武王交待的遺言,開頭就說「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多鬲」。李學勤據以論斷,文王生前即已稱王,並以此為定論。

總體來說,先儒因為倫理觀點而否認文王在世時稱王。因為在他們的觀點裡,在武王克商之前,紂是君,周是臣。文王乃有德之聖王,理應不會違反此君臣之大義,行此僭越之事。孔穎達後面「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的論證,也是依此理由,認為這是文王之後的事。

事實上,別說僭不僭越的,文王在世時甚至就一直有伐商的野心,也因如此才會被帝辛(商紂)囚於羑里。

根據《竹書紀年》(含古本和今本),在帝乙二年時(帝乙為商紂父親,在位九年)「周人伐商」(古本),當時周王是誰?就是西伯,也就是周文王。文王父親季歷在文丁十一年被商王所殺(文丁為帝乙父親,在位十三年) ,隔年岐山有鳳凰翔集的瑞兆,天命降周。在帝辛六年說「西伯初禴於畢」,這事說的應該就是既濟卦說的「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二十一年「諸侯朝周」,二十三年殷受囚西伯(周文王)於羑里。

關於世儒的這看法,王國維《觀堂別集‧古諸侯稱王說》所論甚精:

世疑文王受命稱王,不知古諸侯於境內稱王,與稱君稱公無異…觀古彝器銘識,則諸侯稱王者頗不止一二覯…蓋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楚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僭竊目之。苟知此,則無怪乎文王受命稱王,而仍服事殷矣。

古代天子與諸侯之間的分別不是那麼嚴謹而二分,諸侯國在自己的國境裡自稱王並不少見,而這無關乎僭越。因此孔穎達引「王用亨于岐山」及「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的論證,都是後世俗儒自己的腦補,不但不能證明什麼,更無法證明爻辭是周公所作。但若就這兩個典故來說,其實更像是文王時候的事,拿來證明爻辭也是文王所作還更有道理。

「箕子之明夷」倒是一個較為可靠的證據,因為這故事是在武王觀兵之後,文王已經不在世,所以較有可能為周公時所作。

所引韓宣子事跡在《左傳》昭公二年,晉國韓宣子到魯國受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為何這可以證明周公是爻辭作者,實在相當奇怪。若依此邏輯,那麼春秋是否也是周公寫的?

至於「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這種理由就更瞎了。意思是說,周公也是受過流言之苦的,所以符合「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的條件,寫易經周公一定也有一份。

不過這邊講的「易象」倒是相當值得玩味。這究竟是只有卦爻辭的周易經文,還是類似大、小象的易傳?有些學者據以認為《象傳》是周公所寫,這和孔穎達由此認為周公作爻辭一樣,又是過度解讀了。

首先「易象」是什麼,沒有任何的佐證。其次,就算這是後來的象傳或爻辭的,也是孤證。最後,韓宣子只是透過易象和春秋看到了魯國傳承於周文化的深厚,由此而贊嘆周公之德和周之所以王,這兩樣都是魯國太史藏書中最為可觀者。太史藏書原本就不必然是周公著作。這道理極其簡單,一國圖書館裡的書,一定都是該國開國君主的著作嗎?

重看周易作者與成書時間問題

孔穎達的論述代表的是傳統世儒的通論見解,但這當中充滿了上古聖王信仰造成的偏見,因此與史實格格不入。

周易作者是誰,這是一個相當艱深難解的議題,這方面學述著作可說汗牛充棟。

這裡只簡單說一下個人的看法。

古代對於作者的概念是相當含糊的。說是文王所作,或是周公所作,並不盡然要解讀為是文王或周公親自動手去撰寫,如果只是把它當作是個「時代」而不是個人,基本上不中亦不遠矣。至於真正動手去寫這本書的人是誰?實際上可能是他們的官僚所作,只是以文王周公為代表。而這些官僚之中,最可能是筮史、太卜,或者是占人。

當中,筮史和太卜是專門占解的人,也就是《周易》的使用者。占人則是占筮卦例的檔案管理員。

依《左傳》和《國語》中的占筮故事可知,筮史和太卜是真正的占筮專家。占卦時,他們一方面會引用周易經文,另一方面更會運用卦象的變化來解釋吉凶。要特別注意的是他們如何自由運用八卦來占解的那一部份,那些隨興的創作很可能就是周易成書之前就已有的占解方法。周易的成書,可能就是收錄筮史與太卜的實際占筮記錄再整理而成,最後成為固定的占例而成書。而占人就是那整理古代占筮資料的人。

將這些占解實錄整理成周易一書的時代,大概落於周初,可能是文王開始,然後完成於周公或成王之時,甚至更晚。

周易有些確定的典故的確在周文王之後,例如晉卦康侯賜馬蕃庶的典故,這也是文王死後之事了。因此傳統認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也不是很正確。卦辭不盡然都是文王時代以前的事,寫作年代可能已到周成王的時候。

再從左傳與國語來比對,這些東周占例中引用的卦爻辭,有許多和今本易經不一樣的。為何會這樣?

一般學者都很輕易就把這些占解解讀為是用歸藏易,而不是周易。基本上這類看法都像是鬼畫符,反正鬼沒人看過,不知道、無解的東西都說是鬼就對了。歸藏易內容是什麼,其實沒有什麼確定的文獻可得而知,占筮問題解不開就說那是歸藏就對了。

這類與今本《周易》內容不一樣的繇辭,去分析其方法,都還是不離周易。繇辭的不一樣,除了很可能因為周易有不同的傳抄本所致之外,也可能是因為周易這本書會修訂。既然周易這本書與太卜、筮史的專業有關,而且很可能就是太卜這個官僚部門在使用的工具書,那麼因為實用的理由而偶有增刪修改應當是很合理的。

以上是就經文內容來看,《周易》大概是形成於周初,但內容會因為實用的理由而修訂。至於精確來說,究竟是那一個周王完成了《周易》,就不好斷定了。

再就《周易》的形式來說,《周易》的完成,或者說《周易》演變成今本的樣子,這個時間大概會在春秋末至戰國中期之間。

怎麼說?

今本《周易》是有「爻題」的,但《左傳》、《國語》(以下簡稱左國)中的卦例來看,當時顯然沒有爻題。

所謂爻題,就是每段爻辭之前都會有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或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爻題可以很精簡地指稱某卦的某爻。例如,得到乾卦的六個數字中(即六爻),第一個數字為九,其餘為七,九數落在初爻,就說乾初九。

左國卦例多數都是以「遇某卦之某卦」來表達有變爻的卦,有時候則會用「遇某卦之八」。

《國語》三個卦例都是多變爻,不用爻題來表達卦象是理所當然。但是《左傳》一個變爻的卦例相當多,共有十個,顯然都是以本卦變爻來占解,引用爻辭時卻不用爻題,而用「某卦之某卦」,如屯卦初九爻變說「遇屯之比」,坤卦六五爻變說是「遇坤之比」,觀六四爻變說是「遇觀之否」。

若說這些都是實際占筮,所以用本卦和之卦來表達卦象,不特別引述爻題,這還有些道理。但蔡墨談龍故事中,他逐一引用乾卦各爻爻辭的方式可證明,當時的周易一定是沒有爻題的:

《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可見在《左傳》的時代裡《周易》還沒有像今本一樣有爻題。

目前為止,最早的《周易》為上海博物館藏的戰國楚竹簡,可惜該簡殘缺不全。但可確認已有爻題,其年代約略在西元前三百年的戰國中期,因此《周易》何時定型為今本具有爻題的樣子,最晚為戰國中期,最早為春秋末。

回應

請問孔子(或孔子的學生)為何要注解周易? 周易作者自己為何不寫注解? 

自文王至孔子六百年間,為何無人注解周易? 一代又一代的卜官竟然沒有人做這件事? 

作者或太卜為何要注解周易?

然後你怎知孔子之前沒注解?

《文言傳》四德之說是元亨利貞的注解。

襄公九年記載穆姜生前引周易講這段話時孔子老爸和老媽可能還沒認識。

可證孔子之前就有周易的注解了。只是沒傳下來。十翼中像四德說一樣早於孔子的注解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由此也可推論,孔子當初以周易授課,當有先人注解可用。

這個問題留待十翼再探討。本文要談的是周易作者及著作年代問題。

孔子為何要注解周易? 只是作為教材?

卜官之間的傳授難道只用口傳,不需要書籍? 

為何最後只有孔子的著述留傳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