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博物館的戰國楚竹書使用了楚國特有的地方文字。（圖片來源：浙江慈溪圖書館） |
《左傳》與《國語》所記載的筮例是研究《周易》相當珍貴的資料，讓我們可藉以了解春秋時代史官與卜官如何解卦，並藉以建構出專屬於《周易》的占斷方法。
這些與《周易》相關的記載共有二十二例，但是真正的筮例只有十七則，其餘則只是引述《周易》，並不能算是筮例。這些記載中卻有兩則所引述的《周易》與今本經文不一樣：
- 《左傳》秦穆公筮伐晉：得蠱卦
卜徒父曰：「吉，涉河，侯車敗」；「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周易》：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 《左傳》晉厲公筮鄢陵之戰：得復卦
晉史曰：南國䠞，射其元王，中厥目。
今本《周易》：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我們要如何看待這些差異？推論有以下幾種可能：
- 千年傳抄的誤差。
- 史官和卜官信口開河，引錯了！
- 此為商朝所傳的歸藏易。
- 周易還在發展之中。
這四種可能都有其道理，沒有那一個比較正確的問題。或許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出土的考古證據提供更確切的答案，在此之前，沒必要爭得面紅耳赤，認為此是彼非。
同時，也很有可最後答案是一個複選題。例如，可能是周易的確還在發展而未定，但其中也存有傳抄之誤差。或者這是商朝的筮書，但引述還是有些誤差....。
但這些可能中，以第四項是最具啟發性與突破性。如果真的如此，那麼《左傳》的這些筮例就是《周易》發展與成書過程的記錄。
以下我們分項探討這四種不同的可能。
千年傳抄的誤差
對任何古書來說這都算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不需什麼特別的論證，因為傳抄過程中的可能人為錯誤本就是非常自然而極有可能的一種情況－－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因此這個看來簡單直覺而不需什麼驗證的答案，卻真的是非常有可能的。只是，自古似乎沒人這麼懷疑過。
這是因為，這是一本「聖經」，自古就沒人敢懷疑做為「群經之首」的《周易》。經中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聖人之言，都是不容有任何更動的金科玉律，怎麼可能會有錯誤！在這樣的思想框架與枷鎖下，自漢以來，沒有一個讀書人可以懷疑經文自始就不是那個樣子。
但試想，《周易》這本書從周至漢初近千年的時間裡，歷經數百年戰亂與秦火，又不知輾轉經過多少手的傳抄，傳抄過程不知是有拿著另一竹簡在旁朗誦還是只是以不可靠的記憶背誦出來，當中還面臨了語文及文化的差異。因為秦時才統一文字，既使文字真統一了還有方言不同的影響。像楚竹簡就可清楚看出地方語文影響有如何巨大，許多經文都是以楚國特有的文字在書寫。
所以從第一手的《周易》到後來我們現在見到的《周易》，可想見的，一定存在很多譌誤，很多地方與第一手《周易》（如果有的話）已經大不相同，甚至就算有斷簡殘編也不需意外。這個理所當然的重大問題，只差我們沒有可靠的古本來做校訂而已。
事實上，比對現代出土的《周易》古本，例如馬王堆的帛書《周易》（大約抄寫於漢文帝初期，可參考談易經的卦序與卦名問題--從帛書本談起），還有上海博物館的戰國楚竹書，不要說在經文上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連最簡單而基礎的卦名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對於《左傳》引用的《周易》經文與今本不一樣，或許不需過度解讀，很可能就是很單純的千年傳抄的誤差－－就這麼簡單，沒了！
那麼，《左傳》所載，或許才是更接近一手《周易》的原文。
杜預：史官和卜官信口開河
在「秦穆公筮伐晉」筮例中，杜預注說：
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又說：
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杜預意思大概是說，徒父是秦國的卜官，掌管的是龜卜，對於如何占斷筮卦，他不是很懂，三易（指夏之連山，殷之歸藏，周之周易）他不能融會貫通，所以就隨口亂說。以狐蠱來比喻晉惠公這樣的取象，也是沒聽說過的，言下之意似指徒父是在瞎掰。
杜預這樣的判斷，只是基於他對卜徒父所言的個人見解，而不是有什麼具體之依據。而說卜官不懂筮法的占斷更是武斷，我們觀全部春秋筮例，對於《周易》的使用，有兩種人堪稱專家：一是史官，一是卜官。一些王公貴族自己筮卦之後有不懂的，也都是請教卜官或史官。
又《周禮》記載：「大卜掌《三兆》之法，…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禮》中三易既是太卜所掌管，在諸侯國中應當也不例外，這也是為何春秋筮例經常由卜官出來解卦做最重要的占斷。如果卜官不是專家，什麼才是專家？
「晉厲公筮鄢陵之戰」筮例中晉史所說「南國䠞，射其元王，中厥目」，杜預則注說：
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䠞也。南國勢䠞，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
杜預說這是「卜者辭」相當奇怪，因為《左傳》明明說「公筮之」，「其卦遇復」，怎麼會是「卜者辭」？但個人猜想，杜預想表達的有點是前一筮例的意思，就是他認為晉史引錯了，所引述根本就不是周易，類似於前面所說的「筮書雜辭」的意思。或者是，這就像卜人一樣，隨口而即性之創作，不是真的引述周易。
簡單說：杜預認為這兩個筮例之所以出現與今本《周易》不一樣的經文，是史官或卜官不專業，引錯了；或者只是他們的即性創作。
我們觀《左傳》的前後文，由於並未明指《周易》，只是簡單的在「其卦遇x」之後用一「曰」字，那麼杜預的說法，雖然他說卜官史官不專業實在過於武斷，但的確有可能卜官與史官並不是真的在引述《周易》，而只是隨口說說，或是這兩個筮例中剛好他們引錯了。
話又說回來，杜預之所以做這樣的判斷，大概也是在以《周易》為聖經，不可能有錯的立場上，假設杜預是現代人，沒了聖人之言的這種思想禁錮，或許會有不一樣的觀點。
連山歸藏易
杜預注顯然認為那些並不是連山或歸藏易，但這與後世多數學者見解並不一樣。如顧炎武《日知錄．卷一》論「三易」說：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䠞，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卜徒父以卜人而掌此，猶周官之大卜。）而傳不言易。
顧炎武直接以所引占辭與今本周易不同而判定這些都是《周易》之外的「三易」之法。所謂「三易」是指夏朝的連山，商朝的歸藏，以及周朝的周易。換句話說，亭林先生認為這就是連山易或歸藏易的占辭。
這樣的見解長期以來一直為諸多學者所支持，幾成定見，就算像高亨如此不執於傳統而勇與突破的現代學者，也理所當然的接受這個主張。《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中就評卜徒父說：「很明顯的是卦辭，但不見於周易，當是出於周易同類的筮書，如連山、歸藏等。」
「三易」之說源自於《周禮．春官．太卜》：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讚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氐高作龜。大祭祀，則氐高命龜。凡小事，蒞卜。
又說：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係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按：簭即筮；眡即視］
連山與歸藏易兩書的存在與否，至今仍是一個無以證實的事。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收有連山一卷、歸藏一卷，而當代王家台出土秦簡許多地方還可與馬國翰所收者相印證，因此被視為就是《歸藏》易。然而，有學者考證認為這歸藏極可能成書於戰國時代，晚於《周易》。
張政烺的數字卦研究發現中，目前可考的六畫數字卦可溯源自商初，那麼現今《周易》所用的六畫卦占筮方法也應當至少推至殷商而非周朝。
所以，商朝甚至夏朝時就存與類似於《周易》的筮書完全不足為奇，只是是否真的名為《連山》和《歸藏》則有待商榷，或許有別的名字，或許真的叫連山、歸藏。但無論如何，今傳的歸藏比較可能只是戰國之後之偽作，也有可能只是戰國時另一套與商朝筮法無關的筮書。《禮記》孔子曰：「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這與傳說中《歸藏易》以坤為首的說法亦相符，也有學者認為這《坤乾》就是歸藏易，但其內容完全失傳。
由此看來，所謂的文王演周易或許講的只是文王改造殷商之筮書為適於周朝信仰的筮書。
張政烺考證就發現，現今《周易》使用的「九」數，是在西周之後才出現，而六、七、八、九四個筮數定下來也大概是這個時候。而在此之前，數字卦從一最多只用到八，可清楚看出以「八」為極數之信仰框架。我們單從今本《周易》就可看出許多對於八這個數字的崇拜，如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春秋筮例中唯一被引用過的占數就只有八，八共被引用三次，但未見六、七、九三數字被引用；《周禮》還說太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簭即筮；眡即視）。我們由此可以推斷，現今《周易》對於「九」的崇拜，應是周朝建立之後以商朝版本的周易（可能叫《歸藏》或《坤乾》或《易繇陰陽卦》或其他什麼的）所改造而來，「八」數的崇拜部份是屬商朝所遺留下來的，而屬九的信仰部份，則是周朝所改造加進去的。這個假設與數字卦的發展可互為印證。
只是，商朝的筮書與今本周朝筮書到底差別多大？完全無從推敲了，因為目前為止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本可考的商朝筮書。更何況今本之周朝筮書到底何時成為今天之面貌，也是一個大問題。就算有商朝筮書，春秋時商朝都已亡數百年了，有周朝的筮書為何還要引用商朝的？這個道理也是講不通的。而如果史官或卜官要引用較少用的筮書，理應會引用書名才是。
我們再回到《左傳》這兩段記載，比對世傳的所謂「歸藏易」，完全是不一樣的文風，但這並不具任何意義，最終這個問題還是兩邊都落入了無解的迷團。
但總而言之，在四種推論中，這個最歷久而主流的見解，個人認為卻反而是最不可能的。
發展中的《周易》
很可能《左傳》這些記載，正是《周易》在春秋時代還在發展之中的證據。
關於周易如何成書這個問題自古一直分成兩大派：一派認為是一人一時之作，至於是何人？這個人就不見得是周文王了。另一派認為，非一人一時之作。
我的看法堅決認為是後者。「三易」之說雖不盡然完全可信，特別是商朝或更早之前的筮書是不是叫歸藏或連山更是相當值得懷疑，但今存周易早在周朝之前就另有底本，卻是可從各種資料來相互印證的，例如數字卦之研究已確定類似於《周易》的筮法真的在商朝就有。
其次依《周禮．春官．太卜》所載或可推敲出卜筮書如何形成。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注說：「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頌，謂繇也，每體十繇」。
《左傳》孔穎達疏則說：「然則卜人所占之語，古人謂之為繇，其辭視兆而作，出於臨時之占，或是舊辭，或是新造，猶如筮者引《周易》，或別造辭。卜之繇辭，未必皆在其頌千有二百之中也。」
據孔疏說法，卜法中的「繇」（頌），可能是取用既有的記載（類似於筮法中的《周易》爻辭），也有可能是新作。所以，卜人在解兆象時會有些吉凶法則可供占驗，而解兆者可能取用舊的、先人所造，既有的頌辭，但也會加入自己的即時創作。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筮法的占斷上。
我們從春秋一些卜筮相關記載中也可看到，卜官或史官在解龜卜兆象或是筮法卦象時，有許多的自我發揮的即時創作，例如在「田氏代齊」故事中，田完在齊國時，國懿仲要將女兒嫁給田完，問了卜，結果說：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這很顯然的是即時之創作，而非以既有的頌辭做占斷。因為內容都是直接清楚而具體的回答了所問之事情，但也很可能借用了一些既有的占辭，或者有一種類似「公式」的創作法，根據實際情況而加以套用。例如「xx于飛」就是在古代相當常見的語法，可能吉兆就會用「鳳皇于飛」，凶象就改用「明夷于飛」等等的。
我們到一些中國大陸的風景區去旅遊時，有些以姓名幫忙遊客即時作詩的商品，多少也是利用類似的創作法。他們使用一些既有的公式，拿到遊客名字之後套進公式中即可。
在筮法中，如「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筮例中，史蘇如此解卦：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
史蘇的解卦方式，也是出口成章，以詩歌方式表達，裡面許多的即時創作，若混入卦爻辭大概也很難被挑出。
當然的，史官或卜官在自我發揮時，應當是有些判斷吉凶的法則的。就如我們在《左傳》筮例中看到的，經常是從八卦的卦象去找靈感，同時他們還有些常用的技巧，如互體、爻變、貞悔等等的。但卦象、靈感、與事情最後應驗之間的連結，並不是一個科學而邏輯的因果關係，但古代則是透過統計與整理資料庫的方法來強化與修整這種關聯。
這也就是《周禮．春官．太卜》所說的：「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係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簭即筮）
「占」字從卜從口，就是把龜卜的兆象解讀出來的意思。在筮法上，「占」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解卦」，把卦象解讀成一般人可以了解的語言。而「占人」主要掌管的是與卜筮占驗相關的事，包括視吉凶（眡即視之古文），同時還要在卜筮結束之後，整理資料歸檔，在每年結束的時候做占驗與否的整理統計。我們很有理由相信，這樣的歸檔整理，應當會做為未來占斷的參考之用，最可能的運用方式，就是拿來維持一個占斷參考的資料庫，這或許就是卜筮書的成書基礎，或者，這才是真正的《周易》－－真正的周易，其實是一個由占人所維護的活資料庫，它是年年依最新資料做增刪與修訂而有新版！
換句話說，《周易》這本筮書可能是一個由國家機構所掌管維護的一個活的資料庫，年年修訂，年年不一樣，並不是死的，一成既成的。
由此反推，那麼所謂的商朝的「歸藏」，可能只是這套「活的資料庫」在商朝結束之後的一個總歸檔。「歸藏」或許只是將商朝的筮書「歸檔而藏之」的總結意思，就是將商朝的筮書資料庫發展畫下一個句號，隨著它的時代結束而整理放到國家檔案庫中。而所謂周文王演周易，很可能只是在「歸藏」的基礎上，重建並繼續發展屬於周的新的資料庫。
至於到幾時，什麼情況下，周朝的這個活的資料庫才變成了一本死書－－ 也就是內容不再更新，不再修訂、發展的一本書，而成為今本的《周易》樣貌？比較可能是與周室之興衰連動的。
在東周的春秋時代《周易》傳入諸侯國時，或許《周易》這個資料庫一方面還未死（另一說法就是還未定下來），但另一方面也因為更新較少而已經發展成與今本很像了－－也就是說這個資料庫可能還有年年在更新，但隨著周室之衰微，其更新已不若過去。所以一方面，我們見到《左傳》所載多數還是與今本《周易》完全一樣，另一方面也見到少部份卜官或史官所引用《周易》與今本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我們再回頭看卜徒父所說的「吉，涉河，侯車敗」與「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雖說與今本蠱卦卦辭不一樣，但也有些相像且可相貫通之處，例如前半段和今本「蠱元亨，利涉大川」很相似，只差沒有「侯車敗」一句。而後半段連兩句都有「三」字，「千乘三去，三去之餘」，和今本《周易》經文「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有些微的相似，這卦可能是歷經較小修改的範例。
而晉史所引復卦的「南國䠞，射其元王，中厥目」則與今本幾乎完全不一樣，這可能是歷經了更大的增刪的範例。
如果我們把《周易》當做是一個由國家機構在掌管、維護，與更新的一個活資料庫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死書」來看，那麼周室衰微諸侯群起的春秋時代正好是《周易》處於最後演進與形成定本的時候，那麼這些差異不但非常合理，而且也正可做為周易演化的重要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