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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義》與皇家易學
提到皇室御製的《易經》注解，《解義》並非唯一。在清朝還有《易經通注》、《周易折中》，以及《周易述義》。再往前推到明朝有《周易大全》，唐朝的《周易正義》。但這些御製的易書中，《解義》絕對是最特殊的一本。
歷代皇帝之所以御纂《易經》，皆有其政治目的，大致上要為經學建立標竿，以展現皇權在學術思想上的中心地位，這也是《尚書．洪範》所所說的「建用皇極」，極就是中心、極致的意思。當中，《解義》堪稱標竿中的標竿。
唐太宗詔令孔穎達所編撰的《周易正義》，簡稱《正義》、《義疏》或《注疏》，在王弼注的基礎上闡明易理，並廣收漢唐易說，疏通其義，不但是當時易學的鉅著，也為後來宋易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可謂經典。其影響至今仍然未衰。
宋朝易學名家輩出，新說紛呈，是易學最為創新與璀燦的時代。從明朝以至於當代，易學原理的基本理論，大抵皆不離宋易範疇。例如先天後天之學，河洛理數，都是宋朝之後才崛起。易學發展至此，《正義》已難涵蓋其說。
明成祖永樂年間，胡廣等奉敕撰寫《五經四書大全》，其中《周易大全》以程頤的《程傳》和朱熹《本義》為主，因此又名《周易傳義大全》。然而，依朱彝尊《經義考》，《大全》只是廣收前儒說法，去其姓名編寫而成，而《周易大全》則主要取用二董（董楷、董真卿）及二胡（胡一桂和胡炳文）之說。
清初的皇家易學，頗有總結宋明的意圖。首先是順治，命令傅以漸與曹本榮編寫《易經通注》。順治在序文中評《大全》說：「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因此要求「當並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編」。可見此書的編纂，是針對《大全》繁雜而沒有重點的缺失而來。其註解以精簡為最大特色，風格則較偏義理，且不離程朱之說。
康熙對於經學格外重視，易學上的貢獻，除了《日講易經解義》的編撰，另還有李光地的《御纂周易折中》。接著到乾隆皇帝，命令傅恒等編纂《周易述義》，並宣稱是要闡述《折中》義理，故名「述義」。這三本書，也成為清朝易學的三顆明珠。
《折中》的編纂比《解義》晚很多，《清實錄》中對於其成書過程缺乏記載，只幾次談到康熙將其頒賜予大臣。康熙序文書於「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解義》則寫成於二十二年年底。
《解義》與《折中》兩書皆以朱子《本義》為主，《程傳》為輔。其中《解義》還在卷首收錄朱熹的〈筮儀〉和九圖。《折中》則在書末附上朱熹的《易學啟蒙》，以及《啟蒙附論》。
相較之下，《解義》與《折中》對於象數之學與佛老思想採取較為負面的態度。對於「象」，大致上只取二體卦象以及陰陽爻象；對傳統漢易的「數」則完全屏棄。《折中》的〈四庫提要〉甚至說：「於數則納甲飛伏之謬必斥，於理則老莊空虛之旨必破。」同樣的註解精神，也體現在《解義》當中。
《解義》的獨特不只在成書過程當中，有康熙皇帝的深入參與，融入康熙的經世治國思想。在易理的詮釋方面，也因為康熙務實求真的治學態度，而不枉其統一經學以建立皇極的政治目的。
與《折中》相較，《解義》除了要在易學上樹立一個標竿，也意圖展現《周易》作為「群經之首，六藝之原」的經學地位。也因此，其解經援引大量《詩》、《書》、《禮》、《春秋》，以及《論語》、《孟子》的經文與政治哲學，另外也引用了大量的歷史典故。
除了集鴻儒碩學的解易精華，《解義》也反應出康熙的易學觀點。講座上，康熙不只是一個聽講者，而是與經師們有所討論，甚至親講。對於講章內容如何撰寫，也是多所指導。另一方面，經師們的講經內容，多少也會投康熙之所好。細讀《解義》內容，即能看到這些痕跡。例如，復卦六爻中，理應以初九一陽為天地之心，也是復之最美者。但《解義》強將象徵君王的六五說成「來復者皆天地之心」，「敦復无悔，所謂反之之聖也」。
由於這是集結許多經師想法的著作，因此偶爾可見註解的自相矛盾或不一致，但仍瑕不掩瑜。正如康熙《庭訓格言》所說：「讀古人書，當審其大義之所在，所謂一以貫之也。若其字句之間，即古人亦互有異同，不必指摘辨駮，以務求伸一己之說。」康熙在讀書上更重「大義」，至於字句之間的差異，不過於斤斤計較。雖說如此，《解義》在許多易學基本觀念上的詮釋，還是相當精準而切要的。
《解義》對於《周易》在政治哲學上的闡發，以及以易為「群經之首，六藝之原」而融合四書五經義理，真可謂儒家易的登峰造極之作。不只集宋明之後程朱易學之大成，也的確沒有辱沒康熙想要在經學上建中表正，樹立皇極的目標。
相較之下《折中》則有不一樣的面貌。《折中》收錄大量宋明易學的觀點，再從唐宋之後的儒門易學上取其「折中」，因此在觀點上略比《解義》多元。至於《述義》，雖說是想要闡述《折中》義理，實則大異其趣。《述義》說是想要兼容象數之學，不過嚴格來說，《述義》只言「象」，「數」理則鮮少觸及。反而，在《周易折中》書末的《啟蒙附論》融入了更多的數理，甚至也可見其受到西方數學影響的痕跡。
《解義》的註經，可能很容易被誤解為「義理派」。然而，所謂的象數與義理之別，原本就不是一刀兩斷，非此即彼的。甚至從某方面來說，好的《易經》註解應該是理象合一的：《解義》就達到這樣的境界。
《解義》以朱子易學為宗，康熙在《周易折中》的序文中評朱子易學「兼象數天理」，可見康熙所反對的象數比較是漢易式或玄虛式的象數，反而對於更重實證與思辨的朱子象數是極度推崇的。觀朱子《本義》對於卦象的採用，多數是相當直覺而自然的二體卦象，或者是陰陽爻象，較少如漢易使用互體、爻變等多樣的繁華技巧，為象而象，而脫離義理。在這方面，《解義》完全師法朱熹，經常是將卦象融於義理，讓人難以察覺到刻意的卦象運用。但細讀其行文，經常都是緊扣卦象而發。
朱熹在「易象」上最有名但也最爭議的建樹，當屬「卦變」之說。卦變在北宋時就有諸多的討論，其理論原本是以泰否兩卦為核心。但詳細的體系理論，並無傳世。目前傳世最有名而有系統的卦變理論，就是朱熹的。《解義》對朱熹卦變幾乎全盤採用，但朱熹的卦變理論顯然是套失敗的系統：用在《易經》的注解相當混亂而不成體系之外，也與他畫出的卦變圖是不一致的。
總體來說，《解義》雖然有以上的缺點，但仍然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易學鉅著，絕對值得一讀再讀。特別是對於儒家易的喜好者來說，這是一本空前的佳作。如果要在數以萬計的易學著作中，找一本作為標準教材，《解義》可說是最佳首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