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聽說「易以道陰陽」，意思是說，《易經》講的就是陰陽。
但事實上《周易》中陰陽思想的發展沒有一般人想像的那麼早。陰陽是十翼形成過程當中慢慢外加進入《周易》的後出觀念。這也是為何在《左傳》、《國語》的卦例中，未見任何以陰陽爻象解釋卦象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周易》卦象最早用的是數字卦符號，直到漢代以後陰陽符才定型成現今以一為陽，兩斷為陰。陰陽思想的發展雖然比符號的確立更早，但也只是大概在戰國時代逐漸發展而成，最早也只能到春秋時代，不是自始就是具有陰陽思想。
延伸閱讀：陰陽符號與思想的發展：符號篇
翻遍周易四百五十條繇辭（卦、爻辭再加上乾用九和坤用六），整本易經經文沒有任何陰陽觀念。只有在中孚九二「鳴鶴在陰」提到陰字，沒有陽字，更沒有陰陽對舉。也沒有近似於陰陽內含的用語，例如《彖傳》中的剛柔，或者是《老子道德經》中常用的正反相對概念。
再到十翼。《彖傳》只有在乾坤兩卦曾經陰陽對舉，但陰陽指的是乾坤兩個八卦，這和清華簡《筮法》一致，《筮法》也曾經出現陰陽對舉的文字，第二節有「作於陽，內於陰」的卦象，是以三畫卦的坤為陰，乾為陽。這或許可視為陰陽思想的雛形或「前陰陽」思想，但說是現代義的陰陽，就言過其實了。
彖傳的剛柔，相當於我們現在談的陰陽。陽爻皆稱剛，陰爻皆稱柔。《禮記》中也可見到剛柔對舉的用語，意思亦可視為現今的陰陽。因此已經可以說類似陰陽的觀念的確已經被帶進《周易》，只差還沒有正式與陰陽兩字對應起來，形成與後來一致的，固定的用語。因此這可視為是陰陽思想發展的「前陰陽」期。
如果以帛書易傳來看，陰陽思想進入《周易》可能更早，早在孔子時就已經有了。除了《繫辭傳》，帛書易傳中可見孔子論剛柔，甚至還經常講陰陽。《易之義》開頭引子曰就有「曲句焉柔，正直焉剛」，說明了剛柔的由來。一的符號是正直而剛硬的，所以稱剛。「曲句」講的似乎不像八，比較像是 ︿ （六），意思是說，因為它的形狀是彎曲柔軟的樣子，所以稱柔。
到《繫辭》、《說卦》，及《文言》則有清楚的現代意義下的陰陽用語了，特別是《繫辭》。但這並不意謂著這幾本易傳內容是較後出的。因為基本上這三本易傳應該都是編纂性質，所以其時代的跨度可能較大，而能夠包含比較後出的陰陽觀念。就編纂、成書的時間來說可能是較晚的，但就其個別的片段內容來說，則不見得。
陰陽思想是在戰國時代的鄒衍之後才開始流行開來，而且當時的陰陽思想和「災異」可以說是同義辭，講的都是以一些天候、氣象，天文…的變化來預測或解釋人事的吉凶禍福。相較之下，十翼的陰陽思想更為抽象與純化，較具辯證的哲學性質，就其思想內涵來說可能的源頭有三：一是從災異迷信脫離而出，那麼其時代就晚於戰國中期。當然，也可能是從諸如老子的有無思想發展而來，但最可能的是，這纯粹是儒門對於剛柔的演繹。這樣的陰陽思想內涵，與講災異的陰陽是大異其趣的。
解讀《莊子》「易以道陰陽」
再來檢驗「易以道陰陽」這句話，以及探索它的可能義涵。這句話其實出自《莊子．天下篇》，該篇旨在評論諸子思想：
古之人其備乎！…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這裡要知道，《莊子》一書並不是莊周所作，從全書行文就可清楚看出，這比較是雜掇編纂而成。《莊子》是後人收錄與道家思想有關的一些論述輯纂而來，而收錄文章的時代跨度也相當大，從莊子所處的戰國時代一直到西漢都有。所以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說這是一本「道家叢書」，這是相當貼切的評斷。而各篇的著作年代從戰國中期起到西漢末年止，約歷經三百四十年的時間。
那麼〈天下篇〉大致什麼時候所寫的？
個人推測應該是漢代儒生所寫。憑的並不是「易以道陰陽」這句話，而是就整篇的立論來看。
這段話句首讚嘆說：「古之人其備乎！…」然後開始論述六經的內涵，彰顯儒家六經為百家根源的至尊地位。所以談完六經之後緊接著說諸子百家思想的分裂與偏見，而這些破壞古人之大體的分裂思想中還包括了老子與莊子：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這裡所指控的「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分裂」思想還包括了關尹老耼與莊周之徒。作者持論看似客觀，對各家思想還有老莊似乎都給予很高的評價，但罵人不帶髒話，明褒暗貶，實際上是在「獨尊儒術」，站在以儒為宗的立場在寫，完全是儒者為宣傳儒術而有的論述。此篇給予儒家六經的崇高地位，以及貶低老子與莊子的態度，更是與《莊子》思想格格不入。
陰陽的原始觀念是從日照來定義的。《說文》：「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陽，高明也。」段玉裁注：「《榖梁傳》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注云：日之所照曰陽。然則水之南、山之北為陰可知矣。」
地形上向陽的一面就是陽，背陽的一面則是陰。向陽面可能較高也可能較明亮，所以向陽面為「高明」。背陽面則是較為黑暗所以曰「黯」。若就地理來說，山南水北為向陽面，所以是陽。反之，山北水南則是背陽面，所以為陰。
從諸如《詩經》，《尚書》等經典來看，陰與陽多數是單字出現，而且顯然不失本義，講的是山或水的向陽面或陰暗面（背陽面），極少「陰陽」兩字放一起的，如若放一起應該也是作本義解。
《左傳》中單獨出現的一次「陰陽」則相當值得注意，《春秋》僖公十六年記載，有六隻鷁鳥倒退著飛過宋國國都，《左傳》則提到，宋襄公問來聘的周內史這是怎麼一回事，有什麼祥瑞或吉凶可以預測的嗎？周內史回答說：「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但顯然周內史講這話只是要應付宋襄公對於災異預測的好奇，私下對別人說，宋襄公這麼問實在有失身份：「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這裡談的陰陽可能是災異的同義辭，而這也是後來陰陽五行思想盛行之後陰陽的意思，由此可見，陰陽災異思想可能在春秋或戰國初期就已有，只是等著像鄒衍這樣的人來集大成並發揚光大。漢代則是陰陽五行思想盛行的一個時代，向漢武帝暢議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其實本質上就是個陰陽家，看他的《春秋繁露》目錄就可知。關於獨尊儒術一事，《漢書．董仲舒傳》：這麼說：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裡所說的「六蓺」即「六藝」，是漢代對於儒家六經的稱呼，這也是〈天下篇〉所談的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個建議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可。但董仲舒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確有儒生的一面：「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但是他講的春秋是這樣的：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簡言之，董仲舒的《春秋》就是一種由陰陽、五行、災異所構成的天人感應學說。
《漢書》還記載董仲舒是這麼治理政事的：
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有一次遼東高廟以及長陵高園殿相繼發生火災，董仲舒在家裡為這些事件寫了災異書來推演火災為何發生。草稿才完成，沒來得及上奏，結果被主父偃偷看到了。主父偃對董仲舒原本就嫉妒在心，就偷走這本書，並拿去上奏給漢武帝。漢武帝於是召請諸儒來看。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這是老師的傑作，竟評斷說「大愚」，這麼一評，害董仲舒因此被判了死罪。後來雖讓漢武帝所赦免，但自此以後董仲舒再也不敢談災異。
從《漢書》記載來看，董仲舒雖身為儒生，但除了滿腦子陰陽災異及天人感應思想，骨子裡也簡直就是個道士或是巫師。而這樣的學術思想性格，也影響了漢代幾百年，漢代讖緯災異思想盛行，可說源自於此。
與董仲舒同一時代的司馬談「受易於楊何」，司馬遷在《史記》的自序中引用父親所著的《論六家要指》，評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道家）等六家當時的顯學。從評論中可見陰陽家在當時的流行，另一方面也可見儒家思想與陰陽家區別甚明，基本上儒家還是以六經為法，序人倫之禮與君臣之綱常為主張。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由於〈天下篇〉對於「易以道陰陽」並沒有任何文字脈絡可以解讀，無法得知是純抽象的「陰陽」義還是戰國至漢代以「災異」為內容的陰陽，但可以從各方資料來推定，這很可能就是漢代之後的看法。若從它獨尊儒術，並且開始把陰陽和儒家「易經」牽扯在一起來看，最可能是董仲舒之後才出現的，而且講的「陰陽」，很可能就是陰陽災異的意思，不是先秦易學中那種纯粹的剛柔消息。
易經與陰陽思想的匯流也並非偶然。因為《周易》原本就是占筮之書，在「預知未來」的目的上與陰陽五行的災異推變目的相合，這樣的「易經」，也可以說是後世命理、算命，或者所謂「占驗」派易學的濫觴。再如司馬談所說的陰陽家「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這和孟喜易的卦氣理論也是異曲同工。事實上，當今命理、算命等行為經常與「易經」混雜不清的情況，多少是漢代易經與陰陽災異推變之術兩相結合的發展結果。
這當中最有名的如京房易。漢元帝永光、建昭年間（西元38-39年），西羌叛變，又有日蝕，同時太陽久久一直發出青色而暗昧無光，一直被霧氣所攏罩而不清明。京房好幾次向漢元帝上疏，而且預測出未來將發生什麼事，比較近的可能幾個月應驗，有些較遠的則是一年應驗。由於他的預測經常都相當準確，因此天子相當高興，數次召見問他相關事宜。
京房對說：「古代的帝王根據功業來推舉賢人，那麼就萬物化成，並出現瑞應。反之，一些末代王朝則是以毀譽來用人，所以功業就完全荒廢而導致災異。因此，最好是讓百官各別嘗試發展他們的功業，那麼災異就會消失。」天子於是詔京房來做這件事，京房則上奏「考功課吏法」。
京房易後來演變成為火珠林法，自古以來一直都是相當流行的一種占驗預測之術，甚至因為過於流行，現在民間經常將它誤會成「易經」。
京房易其實源自於焦贛（字延壽）。焦贛專長在於陰陽災異的占驗推變，《漢書》這麼說：「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今傳《焦氏易林》的「值日卦」，以六十四卦來分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藉以做為占斷。但這其實都已經是跳脫正統易學之外的「易外別傳」，更精確的來說，是利用了《周易》的六十四卦及相關原理自創一套占驗的算命方法。
宋明可以說是《易經》陰陽思想上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這時的易學受到道家很深的影響，特別是陳摶。陳摶的學術在北宋時開出三個支脈，一是邵雍的「先天之學」，其次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以及劉牧的圖書學派。這樣的易學，可以說是儒道思想的結合體，也是老莊思想二度的改造易學。
老子《道德經》中陰陽兩字只見於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但《道德經》全書以有無、正反對立之辯證來闡釋天道人事的思想，已是抽象數理式陰陽思想的完整系統，無怪乎許多學者甚至認為，易傳中諸如道、器的思想，太極生兩儀以至於萬物的宇宙論，都受到老子的影響。相較之下，陰陽家以天人感應及災異所架構的陰陽五行思想，比較是宗教神秘學的闡述。道家的無為、柔用更重有無的二元抽象辨證內含，它的義理及哲理較為纯粹。雖然有許多學者認為十翼受到老子的影響，但這樣的見解畢竟有爭議。當中主要原因在於，總體來說，十翼比較像是漢儒編纂而成的，因此內容極為駁雜而難以簡單而一言以蔽之地說是受誰影響，特別是《繫辭傳》又是當中最為駁雜的一傳。但是大抵而言，多數還是從孔子剛柔思想演繹而成者居多。當然了，若要緊咬說孔子曾問道於老子，然後說這是道家對周易的第一次改造也是有那麼一點點很微弱的道理。只不過，如果你只因為很謙虛地曾經去請益過某人一些問題，外面就傳說你是他的弟子，你的學術思想全都來自於他，你的成就都是因為他的貢獻，這樣合理嗎？
所以，道家思想第一次對易經的改造理當在三國時。王弼以老子思想詮釋易經，掃除象數而全以《彖》、《象》方法學闡述經文義理。這是道家思想第一次對易學的大改造，讓易學從漢代的象數易演變為以闡述經文文字義理為主流的義理易，從某種角度來看，當中的方法學較漢易更接近孔子對《周易》的闡述方式：以古人為師，重德而輕占筮，講經文義理而不談八卦卦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