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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陽丁儉卿先生箸《易林釋文》二卷，自序云：「紬繹舊文，疏其隱滯，實事求是，擇善而從。」統觀全書，無不與序言符合。而其精心卓識，尤在於謂：｢《易林》學出西京，非東漢諸儒所能依託。｣毓崧承命，校字爰據先生所言者，從而引申推廣，以就正焉。
按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以《易林》占雨，（《東觀漢紀》云：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今《易林》震之蹇有此二語。）明帝諱莊而《易林》不避莊字，（坤之觀、泰之豫、否之既濟並云「莊公築館」，豫之家人云「莊姜無子」。）則非作於明帝時可知。
崔篆之《易林》作於光武帝建武初年（《後漢書．崔駰傳》序其祖篆云：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榮陽，閉門潛思，箸《周易林》六十四篇），光武帝諱秀，而《易林》不避秀字（需之艮、晉之比並云「垂秀方造」，夬之晉云「麥秀傷心」），斷不出自篆手，則非作於光武時可知。
更始諱元，而《易林》不避元字（屯之大畜云「逢禹巡狩，錫我元珪」），則非作於更始時可知。王莽自言出自田齊，實為陳恒之後裔（《漢書．王莽傳》云：田和有齊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今按：田和乃陳桓之曾孫），當是時，孰敢指斥恒之罪惡，而《易林》則言其弒君，（觀之遯云「雍門內崩，賊賢傷仁，暴亂狂悖，簡公失位」。今按：此即斥言恒之弒簡公也。）夫篆之屈節莽朝，實以憚其威虐，豈肯觸犯猜忌，自蹈誅夷，（《後漢書．崔駰傳》云：篆兄發以巧佞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賜號義成夫人，後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況莽未篡立之時，已改禁中為省中，以避其祖諱，（獨斷云：禁中者，門戶有禁。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按：以《漢書．元后傳》及《王莽傳》考之，莽父名曼，禁之次子也。）而《易林》不避禁字（坤之否云「謹慎管鑰，結禁毋出」），則非作於莽時可知。
孺子諱嬰，而《易林》不避嬰字（屯之未濟云「愛我嬰女」，小畜之升云「名曰嬰鬼」），且以子嬰二字連言（謙之蒙云「子嬰兩頭」，中孚之姤云「子嬰失國」），則非作於孺子時可知。
平帝舊諱箕子（《漢書．平帝紀》云：元始二年詔曰：「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孟康曰：『平帝本名箕子，更名曰衎。箕，用器也，故云通於器物。』」），而《易林》不避箕字（大畜繇詞云「箕伯所保」），且以箕子二字連言（秦之剝云「箕子為奴」，大壯之小過云「箕子佯狂」），則非作於平帝時可知。
顧亭林謂《易林》用《漢書．李尋傳》語，（《日知錄》云：《易林》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今按：此鼎之臨繇詞）然考《李尋傳》，其在成帝時，係言月太白入井而不言火入井口，與《易林》所言固異，其在哀帝時但言「月入太微，熒惑入天門，而不言火入井口，登上玉牀，與《易林》所言亦殊，況哀帝諱欣，而《易林》不避欣字（屯之蹇云「不見欣歡」，否之履、復之損並云「欣然嘉喜」），則非作於哀帝時可知。亭林又謂：《易林》用成帝起昌陵事，（《日知錄》云：《易林》曰「新作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今按：此明夷之咸繇詞）然考《成帝紀》云：昌陵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劉向傳》云：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是昌陵曾陷，而初陵未嘗陷，《易林》所言「初陵」必非成帝之初陵，更非成帝之昌陵，況成帝諱驁，其嫌名為獒，（《漢書．藝文志》云：孫卿子三十三篇。顏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固曰孫。今按：宣帝諱詢，既兼避荀字，成帝諱驁，亦當兼避獒字，此漢人兼避嫌名之例也）而《易林》不避獒字（鼎之震云「困於噬獒」），則非作於成帝時可知。
亭林又謂：《易林》有元帝昭君事，（曰《日知錄》云：「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今按：此萃之益繇詞。）先生辨之曰：昭君或取昭明之義，如《毛詩》平王之類，不必定指漢宮人也。萃之臨曰「昭君守國，諸夏蒙德」，此昭君又何以解焉？鼎之噬嗑云「乾侯野井，昭君喪居」，此昭君謂魯昭公又是一義，其剖析最為明顯。毓崧竊謂，《易林》履言昭君，亦履言文君，所謂文君者，或專言周之文王（謙之困云「文君降陟」，蠱之益云「文君出獵，姜氏受福」，復之姤云「命絕衰周，文君乏祀」），或泛言文德之君（咸之既濟云「文君德義，仁聖致福」，歸妹之咸云「文君之德，養仁致福」），說《易林》者未聞以文君為卓女，何獨以昭君為明妃乎？況元帝諱奭字，而《易林》不避奭字（大畜之小畜，益之謙並云「欣喜奭懌」，頤之漸云「姬奭姜望」，艮之咸云「旦奭輔王」），則非作於元帝時可知。
宣帝諱詢，其嫌名為荀，而《易林》不避詢字（大畜之家人云「更相咨詢」，明夷之臨云「更相談詢」，歸妹之泰云「咨詢厥事」），亦不避荀字（蠱之歸妹云「荀伯遇時，憂念周京」），則非作於宣帝時可知。
昌邑王諱賀，而《易林》不避賀字（小畜繇詞云「元賀舉手」，大有之解云「賀喜從福」），則非作於昌邑王時可知。
今反覆研究，知其作於昭帝之時，其證有四。
昭帝名弗，荀悅云：「諱弗之字曰不」（《漢書．武帝紀》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字難諱故），《易林》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變，其中用不字者層見疊出，奚啻千幾而無一弗字，則作於昭帝即位以後無疑，其證一也。（高祖諱邦，惠帝諱盈，文帝諱恆，景帝諱啟，武帝諱徹，《易林》乾之坤云「害我邦國」，蒙之坤云「常盈不亡」，比之坎云「恆山浦壽」，需之兌云「牡飛門啟」，大壯之臨云「祿位徹天」，不避諸帝之諱者，西漢時法制尚為疏闕，惟時主之名避諱甚嚴，若先代之名，有因己祧不諱，有因臨文不諱，可以隨時變通，故或諱，或不諱，非若後世，拘於一定之例。此《易林》所以止避昭帝之名而不避先代之諱也。）
太史公卒於昭帝初年，（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云：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帝本紀》云：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衛將軍驃騎傳》末亦履稱武帝。按：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間有稱武帝為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惟《賈生傳》末述賈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傾，此孝昭二字，則是後人追改，其元本當為今上耳。）而《易林》言「子長忠直，李氏為賊，禍及無嗣，司馬失福」（漸之遯），尋繹其詞，必係身後表章，斷非生前標榜，則作於太史公既卒以後無疑，其證二也。
焦延壽之學易，梁敬王助其資用，敬王嗣位在昭帝始元二年，（《漢書．京房傳》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日知錄》云：按此梁敬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易林》言「從我雎陽，可避刀兵」（坎繇詞），又言「彭離濟東，遷之上庸」（升之夬。《日知錄》云：事在武帝元鼎元年），雎陽者梁之國都，當吳楚相攻，得免殘破（《漢書．梁孝王傳》云：梁王城守雎陽，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今按：以世系考之，敬王乃孝王之元孫。）彭離者，梁之支屬，為有司所奏，自取遷流，（《梁孝王傳》云：子彭離為濟東王，殺人取財物，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焦氏以梁人事梁王，故述梁事，以勸戒。則作於敬王嗣位以後無疑。其證三也。
《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昭帝紀云：始元六年七月，置金城郡。《易林》云「金城朔方」（睽之无妄），則作於是年七月以後無疑，其證四也。
延壽之弟子京房以元帝建昭二年為石顯誣害，年四十一（據《漢書．元帝紀》及《京房傳》），上溯其初生之歲，當昭帝元鳳四年，其受業延壽至早亦需五、六歲，當宣帝本始元年、二年之間，爾時《易林》已成，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諒早以是書相授矣。房不幸早亡，而延壽無恙，自昭帝始元六年至成帝建始元年，首尾僅五十載。唐王俞序謂「延壽當元成之間」諒非無據。《日知錄》謂延壽在昭宣之世，更屬有徵，蓋昭帝時《易林》已行，成帝時焦氏猶在，顧氏原其始，王氏要其終耳。
昭帝時《左傳》未立學官，亭林因《易林》引左氏語甚多，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先生辨之曰：「《左傳》當西漢時雖未立博士，賈誼已為訓故，河間獻王傳其學，《毛詩》故訓傳多依用之於《易林》何疑焉？」其援證最為確鑿。毓崧竊謂：賈太傅官梁甚久，（汪氏中《賈誼年表》云：孝文六年徵拜梁懷王太傅，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六年以後皆在梁。）梁人必有從受《左傳》之學者，故焦氏得以私淑諸人，祇可據此定焦氏為《左傳》先師，不可反謂《易林》非焦氏所作也。
若夫高祖字季，而《易林》言劉季發怒，命滅子嬰者（蠱之賁），古人未嘗諱字。《史記》、《漢書》《高祖紀》中言劉季者不一而足，其言劉季猶周人之言王季，其言劉季發怒，猶《大雅》之言王赫斯怒，不得謂非漢人所宜言也。（《日知錄》論子孫稱祖父字云：字為臣子所得而稱，故周公追王其祖曰王季。王而兼字。是亭林之意，固不以稱君父之字為非也。何獨至於《易林》而疑之。）《易林》又言「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屯之井、損之比），何本季作我，作我者固統論常人，與高祖無涉，即作季者，亦偶舉行輩與高祖無關（《易林》泛言伯仲叔季者甚多無所專指）。其下文云「湯火之災，切近我膚。賴其天幸，歸於室廬」，（損之比作室，是也。屯之井作主，非也。）以觀高祖之拔劍斬蛇情境迥別，倘因此附會，遂謂《易林》為王莽時人所作，則莽之曾祖名賀字曰翁孺，而《易林》有「東家翁孺」之語（豫之震），又豈莽之臣所宜言乎？
翟氏云，升牟氏庭並謂《易林》為王莽時催篆所作，又以繇詞所言「皇母」為定陶傅太后，（節之解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為君。」牟云：鄭曉謂此言定陶傅太后也。翟云：事見《漢書．外戚傳》。）不知《易林》言皇母亦言元后，皆係泛詞而無專屬夫。元后既非王太后，（艮之訟云「元后貪欲，窮極民力」，旅之姤云「為國妖祥，元后以薨」，所謂元后乃君上之稱，與孝元皇后無涉。）則皇母亦非傅太后矣。且傅太后與王太后有隙，莽嫉之如寇仇，既奏奪其尊號之稱，且發掘其墳冢，（《漢書．外戚傳》云：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崩，合葬渭陵，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既開傅太后棺，掘平故冢。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易林》果作於莽世崔篆，安敢加傅太后以皇母之名耶。
翟氏又引同人之豫，鼎之節云「安民呼池」，謂「安民縣」始於王莽時，在焦氏後，皆是崔非焦之證。先生辨之云：毛本同人之豫曰「按民湖池」，黃本作「按民呼池」，翟本又改「安民」，臆改遷就，不可從也。其駮正詳審，洵足以釋翟氏之疑矣。毓崧竊謂：《易林》所述漢代地名如六安（屯之蠱云「南巴六安」），蒼梧鬱林（比之噬嗑云「蒼梧鬱林，道易利通」），高奴（小畜之剝云「北至高奴」），合浦（隨之節云「交川合浦」），金城朔方（睽之无妄云「金城朔方，外國多羊」），河間（巽之益云「封君河間」），莽時皆有改易，（據《漢書．地理志》：莽改六安為安風，蒼梧為新廣，鬱林為鬱平，高奴為利平，合浦為桓合，金城為西海，朔方為溝搜，河間為朔定。）使謂安民為莽時地名，則六安等處何以仍用漢時舊名而不用莽時所改，亦足見《易林》之作，必不在偽新之朝矣。
至於費直序謂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撰，鄭瑞簡謂延壽與孟喜高相同時，非王莽時人，費直亦非莽時人，其說是也。牟氏明知費序之偽而猶據此以為莽時，且謂新信聲同，大尹誤為天水，崔形誤為焦，崔篆蓋字延壽。先生辨之云：西漢諸儒未有代人作序者，此費直之序，必依託也。徧檢書傳，篆為延壽之字，《東觀漢記》《古周易卦林》詔問沛獻王輔，王厚齋《漢志考》亦引《東觀記》此文，薛季宣序引同並稱以京氏《易林》占之，後漢沛獻王輔傳善說京氏易，京為延壽弟子，是為焦氏之學確有明徵，其考訂縝密，洵足以正牟氏之失矣。毓崧竊謂：崔篆自有《易林》，其孫駰曾用之以筮，（《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注云：崔篆所撰《易林》也。）唐時崔群亦嘗用之以占，（趙璘《因話錄》卷六云：崔相國群之鎮徐州，嘗以崔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瀆，獨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秘書監也。今按《焦氏易林》瀆作潰，此四句係坤之大畜繇詞意者。《崔氏易林》即就焦氏之本而稍加移改歟。）是唐代中業其書尚存，然新舊《唐志》著錄以《崔氏易林》與《焦氏易林》並列，判然為二，焉得以崔氏之書既失，遂移焦氏之書補之，試思，崔篆客居榮陽而《易林》言｢鬪死榮陽｣（師之否）又言｢敗於榮陽｣（噬嗑之旅），篆何必特為此語，且崔杼棠姜之亂乃崔姓所當深諱，而《易林》再四言之（乾之夬云｢東郭棠姜，武氏以亡｣，需之剝云｢東郭棠姜，武氏破亡｣，睽之損云｢東郭棠姜，武子以亡｣，坎之升云｢入宮無妻，武子哀悲｣，升之剝云｢入室無妻，武子悲哀｣）篆又何必舉此事以為美談，況篆既濡跡偽朝，內懷慚德，較諸延壽以經師而兼循吏者，（《漢書．京房傳》云：贛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高下懸殊，若必改焦為崔，誠恐以人廢言者，將有覆瓿之誚也，
後此讀《易林》者，折衷於先生之說，知其真出西漢名賢之手，庶幾因其人以重其書，而益加篤信也夫。
咸豐乙卯二月初六日儀徵劉毓崧謹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