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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543】什麼是「易為君子謀」?

Jack 在 2017, 十二月 19 - 12:48 發表

 

宋儒張載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也成為後儒習易的標竿:「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意思大概是說,《周易》是專為君子謀略而設,不是屬於小人謀略之用。但什麼是君子謀?什麼是小人謀?

這句話出自張載所著《正蒙》一書的〈大易篇〉,全文是這樣的: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翻譯:《周易》是專為君子謀略,不是為小人謀略而用的,所以將「德」撰寫於卦爻辭裡面。雖然爻有小大陰陽的分別,但是在為卦爻加入卦爻辭時,一定會以君子的義理來告誡問卦者。

所謂「爻有小大」,小者為陰,大者為陽。小者似乎是為小人而設。但卦爻辭必定會以君子之義來曉以大義,避免犯下小人之失。

王夫之《正蒙注》則進一步以《周易》和火珠林的差別做說明:

若火珠林之類,有吉凶,無善惡,小人資之謀利,君子取之,竊所未安。

(周易)不但言吉凶,而必明乎得失之原。乾也曰利貞,況其餘乎。貞雖或凶,未有言利而不貞者也。

有小人之爻而聖人必繫之以君子之辭。剝之六五,陰僭之極,而告之以貫魚之義。或使君子治小人,或使小人知懼,不徇其失,而以幸為吉。若火珠林之類,謀利計功,盜賊可以問利害,乃小人徼幸之術,君子所深惡也。

現今坊間所謂的「文王卦」、「金錢課」,或「六爻」其實都是源自於「火珠林」。火珠林大概在宋朝時開始流行開來,由於常和《周易》混淆,且在民間相當盛行,因此也受到儒者的排斥。宋明之後的許多大儒也都曾經在著作中公開抨擊這種算命法,極力要把他們讀的《易經》與這種江湖數術畫清界限。

王夫之則批評說,被用於算命的火珠林「有吉凶,無善惡,小人資之謀利」。江湖術士為了錢,可以顛倒黑白是非,不辨善惡,只會操作吉凶來詐財。相較之下儒者眼中的《易經》,有清楚的是非善惡,而且君子用之是為了抑惡揚善,不是要謀利。

再就所求問的問題來說,火珠林法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包括盜賊要去做壞事也可以求問,成為小人佼倖取巧的方法,這也是君子所深惡痛絕的。

參考閱讀:易經占筮,你問對問題了嗎?

春秋卦例

所以,這裡的「君子」,強調的是有是非善惡,不謀私利的人。但這已經不是《易經》最原始的意思,也就是指的是有權位或者是身份尊貴的人。而是指行為上符合倫理道德的人,具備一定品格的人才可稱為君子。

張載說卦爻辭一定會「喻之以君子之義」這句話拿來檢驗《周易》經文不盡然正確,但在春秋時代的筮例裡,的確就已有這種「喻之以君子之義」的解卦傳統,這種傳統甚至早於孔子之前。 

從人品高下來定義君子與小人,並不是宋儒開始的。這種思維方式應該早在孔子之前的春秋時代就已存在,而到了孔子將這些論述「集大成」,形成了一種流傳兩千多年的思維方式。

《周易》原本的功能主要在溝通鬼神,周王決策時要了解鬼神意志,雖然無法說這樣的《周易》沒有倫理道德的義涵,但是至少思維重點比較是在事情吉凶的因果預判,這種預判的邏輯是比較不具道德規範之意義的。某個程度來說,其實有點像船山先生批評的火珠林法:有吉凶,無善惡。

但從春秋開始,可能因為禮壞樂崩的關係,人們開始把一些道德期待放到易經的解卦上,這種期待,在後來更把品德上的高貴內涵當做君子的條件,君子不再只是原本的社會身份地位高低,而是必需具備某種人品上的高貴特質才堪稱為君子。

《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自解艮之隨,此卦五個爻變要以之卦隨卦來占解,他解釋「隨,元亨利貞,无咎」說,自己不符合元、亨、利、貞四德,所以無法得到「无咎」的結果,也就是無以免除其罪咎,安全脫困,將被囚死於東宮:「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南蒯將叛變,筮得否之比,得「黃裳元吉」,原本就卦來說是大吉。但子服惠伯將此卦限定在「忠信之事」才得為吉,並把黃、裳、元做為得到「吉」的條件,也就是說,除了問卦之人必需以忠信之事為基礎之外,還必需符合嚴格的道德倫理規範才能夠得到吉。

穆姜的故事記載於魯襄公九年,孔子出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早於孔子五十讀易六十幾年。而畢萬的例子記載於昭公十二年,當時孔子大約二十歲左右,因此早於孔子讀易三十年。甚至像魯宣公六年記載的,鄭國公子曼滿想要當卿相,伯廖評論說:「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早孔子習易一百年。

這些例子裡,雖然未清楚把人的品格拿來定義《周易》中的君子,但已可看出,早在孔子出生以前,貴族利用《周易》時,就已把人品列入吉凶的判斷之中。並且把《周易》當做人在品德修養的勵志之書,這種特色,在孔子之後也清楚地表現在《象傳》與《彖傳》等十翼的註解裡。

道德上的轉化

這也是孔子之後,易學還有經學上的重大轉變。但這種轉變並不是在孔子身上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時間的蘊釀積累,到孔子將這些思想往上提升與萃練,集前人之大成,「脩詩書禮樂」,並以此傳授弟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所以孟子如此評論孔子: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所謂「集大成」用音樂來比喻就是「金聲玉振」。金聲是音樂開始的脈絡條理,有始物之義。而玉振則是結束的脈絡條理,有終成之義。於人事,要能創始一件事,讓事情能夠開始很有條理而上軌道,這需要聰明智慧。但要讓創始之事能夠完成,並加以發揚光大,那麼單靠聰明智慧是不夠的,還需要聖人的人格影響力。集大成的孔子,既有創始的智慧,還有足以成事終事的影響力。

孔子講仁義,尚禮樂,認為君子當以仁義為涵養,行之於外則中於禮樂之節。孔子當然也將這樣的思想帶到了《周易》,也包括了對於《周易》中君子與小人的論述,《繫辭傳》中有幾段引述孔子對於《周易》經文的注解:

  •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以上所說的「君子」、「小人」其實兼具二義。一是既指地位之尊貴與卑下,二是又兼及品德上的高下。

這種顏色最為鮮明的如《大象》傳,都用「君子以…」的語法來詮釋君子面對不同處境當有如何之作為,而這些作為都與修身治國有關。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十翼相傳是孔子所作,不過這個說法大有問題,十翼比較像是孔門弟子整理孔子講學的見解而成,部份則可能是孔門弟子的言論。以《繫辭傳》來說,它的成書方式類於《論語》,比較可能是孔門弟子對於老師課堂言論的筆記。因此裡面混雜了孔子之前的古人論述,這部份可能是當時孔子的教材或孔子引述先賢言論。也混雜了孔子之後的孔門論述,這部份可能是孔子弟子對於老師言論的發揮,然後被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記錄下來。但無論如何,可從十翼見到孔子對於《周易》詮釋的這種重要轉化。

評斷

就如前一篇文章所說的,《周易》中的君子原本指的是有權位而尊貴的精英份子,小人則是指基層而地位低下的平民、小民。但《易經》並不專屬於精英。事實上,由於《易經》的普及,絕大多數讀易經、用易經的人,都屬於平凡而沒有官位的小人。怎麼可以說只有君子可用《周易》來問事呢?甚至從《周易》中有小人吉、小人凶等判斷用語來看,在周朝時《周易》的使用應該也不是貴族精英、在上位者的專利。

所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講的君子和小人並不是這個原始的社會地位上的意思,而是一種道德上自我提升的期望。精確來說,意指我們讀易經,就要學習做個有德性的君子,讓自己不斷在品格上向上提升:不管你的社會地位是小人還是君子。

另外一種錯誤的解讀是,有人會因此以為自己讀了易經就變成君子了,就像社會普遍會把窮困、沒讀書等下層階級的人認為比較沒品德。而富有、光鮮,飽讀詩書有成就的人品德就比較高一樣的心態。

宋明之後的一些讀書人,的確常常可見這樣的敝端。往往以君子自居,以為自己讀了些聖賢書,有了經世治國的理想,然後自己就是正義的一方,是君子。而和他相對立的就是小人、奸人,形成了一種讀書人的傲慢。就好比有人去算命,常常把自己不喜歡的人,對自己不利的,全都視為小人一樣的道理,這種思維,可說是把「易為君子謀」想歪、想錯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