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張載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也成為後儒習易的標竿：「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意思大概是說，《周易》是專為君子謀略而設，不是屬於小人謀略之用。但什麼是君子謀？什麼是小人謀？
這句話出自張載所著《正蒙》一書的〈大易篇〉，全文是這樣的：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翻譯：《周易》是專為君子謀略，不是為小人謀略而用的，所以將「德」撰寫於卦爻辭裡面。雖然爻有小大陰陽的分別，但是在為卦爻加入卦爻辭時，一定會以君子的義理來告誡問卦者。
所謂「爻有小大」，小者為陰，大者為陽。小者似乎是為小人而設。但卦爻辭必定會以君子之義來曉以大義，避免犯下小人之失。
王夫之《正蒙注》則進一步以《周易》和火珠林的差別做說明：
若火珠林之類，有吉凶，無善惡，小人資之謀利，君子取之，竊所未安。
（周易）不但言吉凶，而必明乎得失之原。乾且曰利貞，況其餘乎。貞雖或凶，未有言利而不貞者也。
有小人之爻而聖人必繫之以君子之辭。剝之六五，陰僭之極，而告之以貫魚之義。或使君子治小人，或使小人知懼，不徇其失，而以幸為吉。若火珠林之類，謀利計功，盜賊可以問利害，乃小人徼幸之術，君子所深惡也。
現今坊間所謂的「文王卦」、「金錢課」，或「六爻」其實都是源自於「火珠林」。火珠林大概在宋朝時開始流行開來，由於常和《周易》混淆，且在民間相當盛行，因此也受到儒者的排斥。宋明之後的許多大儒也都曾經在著作中公開抨擊這種算命法，極力要把他們讀的《易經》與這種江湖數術畫清界限。
王夫之則批評說，被用於算命的火珠林「有吉凶，無善惡，小人資之謀利」。江湖術士為了錢，可以顛倒黑白是非，不辨善惡，只會操作吉凶來詐財。相較之下儒者眼中的《易經》，有清楚的是非善惡，而且君子用之是為了抑惡揚善，不是要謀利。
再就所求問的問題來說，火珠林法任何問題都可以問，包括盜賊要去做壞事也可以求問，成為小人佼倖取巧的方法，這也是君子所深惡痛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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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卦例
所以，這裡的「君子」，強調的是有是非善惡，不謀私利的人。但這已經不是《易經》最原始的意思，也就是指的是有權位或者是身份尊貴的人。而是指行為上符合倫理道德的人，具備一定品格的人才可稱為君子。
張載說卦爻辭一定會「喻之以君子之義」這句話拿來檢驗《周易》經文不盡然正確，但在春秋時代的筮例裡，的確就已有這種「喻之以君子之義」的解卦傳統，這種傳統甚至早於孔子之前。
從人品高下來定義君子與小人，並不是宋儒開始的。這種思維方式應該早在孔子之前的春秋時代就已存在，而到了孔子將這些論述「集大成」，形成了一種流傳兩千多年的思維方式。
《周易》原本的功能主要在溝通鬼神，周王決策時要了解鬼神意志，雖然無法說這樣的《周易》沒有倫理道德的義涵，但是至少思維重點比較是在事情吉凶的因果預判，這種預判的邏輯是比較不具道德規範之意義的。某個程度來說，其實有點像船山先生批評的火珠林法：有吉凶，無善惡。
但從春秋開始，可能因為禮壞樂崩的關係，人們開始把一些道德期待放到易經的解卦上，這種期待，在後來更把品德上的高貴內涵當做君子的條件，君子不再只是原本的社會身份地位高低，而是必需具備某種人品上的高貴特質才堪稱為君子。
《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自解艮之隨，此卦五個爻變要以之卦隨卦來占解，他解釋「隨，元亨利貞，无咎」說，自己不符合元、亨、利、貞四德，所以無法得到「无咎」的結果，也就是無以免除其罪咎，安全脫困，將被囚死於東宮：「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南蒯將叛變，筮得否之比，得「黃裳元吉」，原本就卦來說是大吉。但子服惠伯將此卦限定在「忠信之事」才得為吉，並把黃、裳、元做為得到「吉」的條件，也就是說，除了問卦之人必需以忠信之事為基礎之外，還必需符合嚴格的道德倫理規範才能夠得到吉。
穆姜的故事記載於魯襄公九年，孔子出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早於孔子五十讀易六十幾年。而畢萬的例子記載於昭公十二年，當時孔子大約二十歲左右，因此早於孔子讀易三十年。甚至像魯宣公六年記載的，鄭國公子曼滿想要當卿相，伯廖評論說：「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早孔子習易一百年。
這些例子裡，雖然未清楚把人的品格拿來定義《周易》中的君子，但已可看出，早在孔子出生以前，貴族利用《周易》時，就已把人品列入吉凶的判斷之中。並且把《周易》當做人在品德修養的勵志之書，這種特色，在孔子之後也清楚地表現在《象傳》與《彖傳》等十翼的註解裡。
道德上的轉化
這也是孔子之後，易學還有經學上的重大轉變。但這種轉變並不是在孔子身上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時間的蘊釀積累，到孔子將這些思想往上提升與萃練，集前人之大成，「脩詩書禮樂」，並以此傳授弟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所以孟子如此評論孔子：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所謂「集大成」用音樂來比喻就是「金聲玉振」。金聲是音樂開始的脈絡條理，有始物之義。而玉振則是結束的脈絡條理，有終成之義。於人事，要能創始一件事，讓事情能夠開始很有條理而上軌道，這需要聰明智慧。但要讓創始之事能夠完成，並加以發揚光大，那麼單靠聰明智慧是不夠的，還需要聖人的人格影響力。集大成的孔子，既有創始的智慧，還有足以成事終事的影響力。
孔子講仁義，尚禮樂，認為君子當以仁義為涵養，行之於外則中於禮樂之節。孔子當然也將這樣的思想帶到了《周易》，也包括了對於《周易》中君子與小人的論述，《繫辭傳》中有幾段引述孔子對於《周易》經文的注解：
-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以上所說的「君子」、「小人」其實兼具二義。一是既指地位之尊貴與卑下，二是又兼及品德上的高下。
這種顏色最為鮮明的如《大象》傳，都用「君子以…」的語法來詮釋君子面對不同處境當有如何之作為，而這些作為都與修身治國有關。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十翼相傳是孔子所作，不過這個說法大有問題，十翼比較像是孔門弟子整理孔子講學的見解而成，部份則可能是孔門弟子的言論。以《繫辭傳》來說，它的成書方式類於《論語》，比較可能是孔門弟子對於老師課堂言論的筆記。因此裡面混雜了孔子之前的古人論述，這部份可能是當時孔子的教材或孔子引述先賢言論。也混雜了孔子之後的孔門論述，這部份可能是孔子弟子對於老師言論的發揮，然後被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記錄下來。但無論如何，可從十翼見到孔子對於《周易》詮釋的這種重要轉化。
評斷
就如前一篇文章所說的，《周易》中的君子原本指的是有權位而尊貴的精英份子，小人則是指基層而地位低下的平民、小民。但《易經》並不專屬於精英。事實上，由於《易經》的普及，絕大多數讀易經、用易經的人，都屬於平凡而沒有官位的小人。怎麼可以說只有君子可用《周易》來問事呢？甚至從《周易》中有小人吉、小人凶等判斷用語來看，在周朝時《周易》的使用應該也不是貴族精英、在上位者的專利。
所以「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講的君子和小人並不是這個原始的社會地位上的意思，而是一種道德上自我提升的期望。精確來說，意指我們讀易經，就要學習做個有德性的君子，讓自己不斷在品格上向上提升：不管你的社會地位是小人還是君子。
另外一種錯誤的解讀是，有人會因此以為自己讀了易經就變成君子了，就像社會普遍會把窮困、沒讀書等下層階級的人認為比較沒品德。而富有、光鮮，飽讀詩書有成就的人品德就比較高一樣的心態。
宋明之後的一些讀書人，的確常常可見這樣的敝端。往往以君子自居，以為自己讀了些聖賢書，有了經世治國的理想，然後自己就是正義的一方，是君子。而和他相對立的就是小人、奸人，形成了一種讀書人的傲慢。就好比有人去算命，常常把自己不喜歡的人，對自己不利的，全都視為小人一樣的道理，這種思維，可說是把「易為君子謀」想歪、想錯的典範。